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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的哲学以自然主义著称，他的自然的其中一个含义是偶然。

论才三章(三)以好、恶这一人心迎拒事物之基本的情感活动，来显现人性所本具之良心(仁义之心)。良心(仁义之心)即首先表现于此与人相近也几希的好恶之情。

论才三章(三)所言才，统合性、心、情、气为一存在的整体，其重心乃落在好、恶这一人心迎拒事物之基本的情感活动，以显现人性所本具之良心(仁义之心)⑥。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这里所谓亲亲仁也，敬长义也，并非说亲亲即可等同于仁，敬长即可等同于义。是非之心作为人心之智或自觉作用，包涵肯定与否定两面，是乃相应于恻隐。终(充)其不受许(吁)差(嗟)之心，而义襄天下。

本章乃即四端之情以言才。性即心而显诸情，心之活动皆表著于情，情乃标识心之实存的主体。[25] 这里的承继传统之人文精神即返本、立本。

第三，以唐先生为主要代表的现代新儒家，为儒学的复兴找到了方法，那就是以中化西的办法。  [33]唐君毅：《西方文化中之悠久与和平问题》，见《唐君毅全集》卷10《人文精神之重建》第339页。唐先生对西方文明也是高度赞赏的，甚至比一般人看得更高： 人们都知道赞美现代西方人在工业技术上、科学哲学上、文学艺术上、宗教上、政治经济制度上的成就。我们甚至也可以说释本本身就是一种开新，或者说隶属于开新，因此，释本或返本不外乎开新而已。

而我个人尤赞美西方人之超越精神，客观化其理性之精神，尊重个人自由之精神，及其文化多端发展之精神，认其为东方人从来所不及。即如孔子，他所思考的并不是鲁国人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

  [19]唐君毅：致廷光书，1940年10月19日。大率后之道家之传，首重在生，后之儒家之传，首重在心。中国之民主之理想的实践，必须重肯定传统之价值差等之观念，而以中国传统式社会组织之原理，为一根据。儒家哲学没有终结，其现代发展也没有终结，需要后人继续推进。

乃倡以心治性，以心主性，亦即以心主生。这表明唐先生的哲学以及《长编》缺乏某种思想视域，这种思想视域能够给出某种恰当的历史哲学。  [20]黄玉顺：《大陆新儒家政治哲学的现状与前景》，《衡水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23] 这似乎意味着要根据公民的辨识能力而对公民进行公民资格的审查和价值差等的等级划分。

分裂原于心知之外驰，则唯有心知间返于生命，更与生命冥合，而后能复于此一整体。不过，《长编》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唐先生哲学对儒家哲学现代发展的三点根本贡献——现代转型的主题、释本开新的路径、以中化西的立场，这是应当充分肯定的，确为唐君毅研究领域的一项很重要的成果。

[17]《长编》也指出：唐先生所追求的是中国人与亚洲人必须对其历史文化中之有价值者，能化旧为新，求其以通古今之变[18]。二、儒家哲学的释本开新路径 那么，儒家哲学究竟应当怎样通过贯通古今实现现代转型？众所周知，现代新儒家的路径，通常概括为返本开新。

全是变项之数学公式，无法演算。  [34]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自序，见《唐君毅全集》卷10《人文精神之重建》第8页。  [44]汪丽华、何仁富：《唐君毅先生年谱长编》，第288-289页。《长编》还分析道： 要让人民选举出具有此种政治道德和才干的人，人民必须不只是以专家或从事特殊文化活动的眼光去选举，而是以健全的公民的资格去选举，同时能正确地、精细地辨别候选人在政治才干、政治道德上的价值差等。我认为，唐先生所谓返本，其实更确切地表达应当是释本，即是重新解释。根本的原因是他们还停留于传统哲学那种形上–形下本–末体–用之类的观念架构之中，亦即停留于存在者化的思维方式之中，缺乏前存在者、前主体性的思想视域，从而未能找到儒家哲学的真正的大本大源，也就不能解构前现代的儒家哲学的形上学与形下学，建构现代性的儒家哲学的形上学与形下学。

  [37]郑家栋：《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原载《中国哲学年鉴》（2001年），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2期。唐先生特别强调：在现代世界中，这种通变的精神表现之形态，则不能全同于过去，而须兼照顾到由中西社会文化之相遇所发生之新问题与新的文化要求。

另一方面即统摄人文世界于道德自我、精神自我的主宰之下……因而，此书的目的在于，指出道德自我、精神自我的存在与各种文化活动的贯通，并希望中国将来的文化能由本以成末，而现代西方文化能由末以返本，为中西文化理想的会通建立一理论基础，为未来中西文化精神实际的融和做一铺路的工作。【摘要】《唐君毅先生年谱长编》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一部唐君毅年谱。

此融解，乃依于一种基本的认识：中国人文精神之返本，足为开新之根据，且可有所贡献于西方世界。  [41]唐君毅：《我们的精神病痛》，见《唐君毅全集》卷11《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第223页。

  [14]汪丽华、何仁富：《唐君毅先生年谱长编》，第66页。唐先生哲学的这些深刻意义，《年谱》都有所揭示。此外，我主编的《现代新儒学的现代性哲学》有专章唐君毅哲学的主体性反思[③]，主编的《现代新儒家易学思想研究》有专章唐君毅的易学思想[④]。  [⑦]汪丽华、何仁富：《唐君毅先生年谱长编》，前言，第9页。

因为，融会中西方理想主义、人文主义之精神及其文化思想，是开新工作的始点。我们必须意识到：传统儒家哲学的现代转型乃是唐先生的哲学、以及整个20世纪现代新儒学的主题，也应当是今天的当代儒家哲学的主题。

同时已到对东西各大文化系统加以平论的时候了。  [36]黄玉顺：《梁漱溟先生的全盘西化论——重读〈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2018年第5期。

  [25]唐君毅：《人文精神之重建》自序，见《唐君毅全集》卷10《人文精神之重建》第8页。我虽然谈不上是唐君毅研究专家，但也与唐先生有一些文字因缘：我曾写过两篇关于唐先生的文章，一篇是《唐君毅思想的现象学奠基问题》[①]，另一篇是《祝贺大陆版〈唐君毅全集〉出版发行》[②]。

由社会人文之分途发展而有各种社会人文组织，即可为民主自由之实现的条件，同时为富强的国家之社会基础。唐先生认为，如果公民都只重其专门工作，而缺乏正确的、精细的对他人政治道德、政治才干之价值差等的辨别能力，则公民不会成为健全的公民。[43] 当然，唐先生的这番说明是可以再进一步讨论的：一方面是保守中国的宋明儒的心性论，一方面摄入西方的尚智之西方科学精神与尊天之西方宗教精神，这两方面究竟怎样能够融合起来？还是一个问题。  [15]唐君毅：《我们的精神病痛》，见《唐君毅全集》卷11《中国人文精神之发展》第222页。

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总是怀着一种矛盾的心态：一方面不愿意否定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西方文明的先进。不仅如此，《长编》进一步揭示道： 该书内容十分单纯，皆旨在说明：人类一切文化活动，均统属于道德自我或精神自我、超越自我，而为其分殊的表现。

此便是识得性字之右一面。此告庄孟荀之性，……为中国先哲言性之四基型。

民主不是一种工具，而是一种价值。因此，我们固然可以说返本乃所以开新，也可以反过来说开新乃所以返本。